□徐中成 本报记者 栾静 严芳

    “把他关到里头吧，我受够了。”9月10日，中江县精神病医院，普兴镇清凉村的陈文武被妻子带到这里，“他昨天喝了点酒后又发病了。”今年40岁的陈文武已有23年精神病史，他有时会半夜去敲邻居的门，说对方要害他；经常怀疑妻子在外面有别的男人，甚至拳脚相向。“他总说自己没病，不吃药，昨晚犯了病，差点打伤人。”陈文武的妻子，这名结婚前并不知道丈夫有精神疾病的女人，眼中只有痛苦和无奈，她用哀求的语气对医生说：“就让他住在这里吧。”“他算幸运的，今天刚安排在走廊加了床位。”院长王西云介绍，中江县精神病医院设计床位300张，目前有465名病人住院。

   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在2009年公布的数据，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，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。也就是说，每13个人中，就有1个是精神障碍者，不到100个人中，就有1个是重性精神病患者。

   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庞大群体，他们的生存状态如何，能否得到有效救助，谁来给精神病人解锁？近日，记者走近精神病人，了解他们的世界。

    一人患病，拖垮一家人

    讲述

    “我不想他回来。你如果接他回来，我就离开家。”9月10日上午，说起患精神病的亲生儿子，德阳市中江县南华镇救水村50多岁的钟标英情绪激动，态度坚决，下意识地拿起了墙角的锄头。

    她身后的两间土坯房，堆满了垃圾等杂物。两个月前，谢昆就被粗粗的铁链锁在这里。

    钟标英和丈夫谢贤尚肢体都有残疾，靠种点田和低保过日子，生活举步维艰。女儿在外地打工，已10多年没回过家。17岁的儿子谢昆患有精神发育迟滞症，让这个原本贫穷的家更是雪上加霜。“他两三年前开始发病，有时打邻居，有时打我。”钟标英痛苦地回忆过往。有一次，儿子犯了病，拿着菜刀砍向她，钟标英头上缝了6针。实在没办法了，两口子只有用铁链把儿子锁起来，一锁就是两三年。

    两个月前，在中江县组织的“解锁行动”中，谢昆离开锁链来到了县精神病医院。

    延伸

    像谢昆这样患病后被锁在家中的现象并不是个例。

    “多数家人对精神病人藏着、掖着，不愿意让外人知道，能拖就拖。实在没办法了，就只好把病人锁起来。”从事精神病临床工作10多年，王西云医治了太多的精神病人。

    中江县永太镇县主村王静英今年才30岁，但病程却长达21年。从9岁患病，直到22岁时才第一次去医院做检查。“为什么不治疗不吃药？”面对记者的提问，王静英的丈夫一脸淡然：“没有钱。”

    物质上的消耗、精神上的压力，让很多精神病人成为家庭沉重的负担。“一个精神病人，往往会拖垮一家人。”

    王西云介绍，按照医学统计方法，重性精神病患者约占社会人口的1%以上，据此推算，拥有142万人口的中江县，有超过1万名重性精神病患者，其中1000-1500人因病具有肇事肇祸的破坏性——这一统计数据让人吃惊。目前，全县仅有4000多名患者信息被录入系统，并建立档案，纳入公共卫生管理。

    “由于精神疾病的特殊性，病情容易反复发作，周期长，尤其在农村，因病致贫、因病返贫的现象很严重。”中江县卫生局干部文某说，“这是个需要关爱的群体。”

    救助，医院不能成为最后一站

    讲述

    9月10日上午10点过，中江县精神病医院院子里，不少病人正怡然自得地进行户外活动。他们，有的在打乒乓球、有的在看电影，还有的在画画、练毛笔字，他们当中有的写得一手好字，有的将年画画得栩栩如生。

    住院两个月的谢昆，在医生护士的照看下，每天按时吃药、吃饭、睡觉，状态已经好转。

    54岁的退伍军人段凯，早已把医院当成了自己家。从1984年中江县精神病医院建院住进来，30年的时间里，他只回过一次家，但很快就回来了。“那里已经没有我的家。”兄弟姐妹们分了家没人管他，年迈失明的母亲没法照顾他，村里的人也总拿异样的眼光看他。没地方可去，段凯又回到了医院。

    因为是退伍军人，段凯属于优抚对象，他不必为医药费发愁。现在他每天坚持吃药，病情基本稳定。每天帮医院食堂做些简单的活。

    像段凯这样把医院当家、无家可归的病人，医院还有十多个。

    延伸

    谢昆和段凯们是幸运的。近几年来，随着社会对精神病认识的不断深入，国家和地方政府也加大了救助力度。

    2004年，国家卫生部开展了中央补助地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，国家财政投入686万元作为启动资金，简称“686项目”。

    2006年，国家卫生部启动了名为“解锁”的救助行动，把那些被拴在铁链上，关在铁笼、黑屋内，长期失去人身自由的患者解救出来，到正规机构接受治疗。

    2008年，《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体系发展指导纲要(2008年-2015年)》印发，提出建立与“政府领导、部门合作、社会参与”工作机制相适应的精神卫生工作体系。

    在中江，纳入公共卫生管理的4000多名重性精神病患者，由各个社区、乡镇的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定期对其免费体检、上门随访、观察病情。如果是买了社保、参加新农合的精神病患者住院，一个月的3500-4000元的费用，自己只需承担20%左右。

    政策越来越好，但是医院却经常遭遇尴尬。中江县精神病医院副院长蒲铃江就经常遇到病人“被甩”的事情。有的家属把病人送到医院后，就再也不见踪影；还有的病人达到出院条件后，医院把他送到家门口，家属却拒绝接收。“精神病患者的有效救治和管理是个系统工程，需要有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。”蒲铃江认为，“解锁”只是个小环节，而患者“解锁”后要回归社会，需要公安、民政、卫生、残联等多部门的支持，社区和家庭也需形成合力。

    回归社会，对他们来说困难重重

    讲述

    德阳市旌阳区柏隆镇清和村的胡石涛，是远近闻名的文化人。平时喜欢看鲁迅和海明威的书、喜欢听《致爱丽丝》、甚至还能说几句英语。记者见到的他，衣着整洁，神志清醒，说话有条不紊。“以前多能干的人，怎么就得了这个病。”胡石涛的母亲为了他没少流眼泪。

    在父母和兄妹的帮助下，胡石涛没中断过治疗。他也是我们此次采访中，唯一一个24年来坚持吃药治疗的患者。

    胡石涛从来不避讳自己的病，他结过婚生了小孩，但是因为病情复发，他主动和妻子离了婚，“现在想来，这是一段不该有的姻缘，我心里也很愧疚。”

    病情渐趋稳定的胡石涛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找份工作，这些年，他在弟弟的厂子里帮过忙，甚至去寺庙当过和尚，“我的目标只是能养活自己。”

    延伸

    实际上，精神病人回归社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“平时虽然好，可一旦发病就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，哪个单位愿意接收？”

    王西云认为，首先应该加强精神卫生知识宣传，提高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认识；其次要通过法律手段迫使监护人不得不履行监护责任，“让监护人明白失职即是对他人利益造成侵害，为此要承担后果。”“政府能不能把这些人组织起来，让他们做点小事情，哪怕不要钱。”胡石涛妈妈的想法代表了精神病患者家属的心愿。有业内专家指出，将这些患者集中起来管理，将更经济；散落在社会上牵涉太多人力、物力，反而会增加社会综合成本。

    王西云对此也提出了建议：精神病人的康复需要采取综合措施，除了药物治疗之外，康复机构的建立以及各种康复训练的实施都是不可缺少的。比如，精神病医院可以安排手工作业治疗，教病人编织、烹饪、服装缝制、制作玩具等，帮助患者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，在生活中找到支撑点，让他们能重新进入正常的生活。

    采访结束时，胡石涛得到了一个好消息，柏隆镇残联的工作人员告诉他，镇上有企业专门组装打火机，他可以带回家来做。听到这个消息，胡石涛很兴奋：“我可以试着做一下。”

    (为保护精神病患者隐私，文中涉及采访对象均为化名）

    采访后记

    要治病先得治“招医难”

    “几乎没有一个医生、护士没有挨过打，受过伤。”采访中，蒲铃江向记者展示了胳膊上、脸上的伤，作为一个精神病科医生，从医多年，他已经习惯了。

    在精神病医院工作，免不了被突然发病的病人攻击。护士们说，“挨了就挨了，从事这份工作免不了的。”

    也正因为面对如此难题，愿意来精神病医院工作的医生护士少之又少。以中江县精神病医院为例，全院一共只有14名精神病专科医生，一个医生至少要管50名病人。不仅如此，这些医生大多不是精神卫生专业，“各医科院校培养的精神卫生专业的本科生太少，都被省级城市、沿海城市抢去了，根本轮不到我们这种县级医院。”作为院长，王西云有点无奈，“今年招人，好不容易盼来5个名额，却因为只有9个人报名，没有达到开考比例，最终只能招收3个人。”

    要治病，先得治“招医难”。与其他临床医生相比，精神病医生面临更大压力、更大风险。在此，记者呼吁：能否在待遇上适当倾斜以增加这一职位的吸引力？能否建立差异化的人才引进政策，给医院更多的自主权？能否加强专业培训以增强医生的诊疗水平？毕竟，只有破解了“招医难”，才能根本上提升医疗品质，才能让更多病人得到专业高效的救护。